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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在取得、持有和消费财产中一个以上环节征税，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甚至有些当事人，最初进入法庭时，因为案件纠纷的严重、长期争议引发的恐惧疲惫，就会忐忑、焦躁、心怀疑虑、期待关爱。也因此，基层法官的法庭空间构建努力，随之也能成为另一种层面的主要。

本文作者乐意也必须向为之做出努力的中国法官致敬。来源：《法律科学》2019年第4期。四、女性、社会能者及法官的附加举止 家庭的概念，寓意着女性的在场、成员亲近感和温暖的氛围，前述样本中提到的基层法庭由女性法官组成、社会能者的参与及法官活跃的附加行为，恰恰和家庭的氛围相似。因为，制度动力在此暗喻着法官利己的自我理性选择，而在某些法官的行动中，我们却未必仅能看到这种选择，这表明有另外的因素在发挥作用。{5}虽然中国以基层巡回司法机构(派出法庭)为典型的某些司法场景，如田间法庭、街道法庭，甚至有时通过马背上的方式来移动(如电影《马背上的法庭》所表现)，还有女性模范法官温情不失端庄的办案风格等，但这些总是被认作条件简陋、人员不足，或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替代，或被宣称为吃苦耐劳式的道德表达和责任担当的政治宣扬。

这意味着，如果真正进入法庭或家庭，客观视角转换为主体实践的视角，具体而言融入即时的利益、情感、需求，情况或许会发生变化。当事人进入法庭，映入眼帘的除法庭空间的物品摆设，还有法官的性别形象、身份显示、表情变化等微观环境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均会相互作用、彼此支撑，持续法庭裁判的始终。这需要立法者评估风险行为的额外社会成本与追责概率，并据此推算法律责任大小(额外社会成本除以责任的实现概率)。

对于前者，《行政处罚法》第8条列举了6种处罚措施，本文将其分为四类，即申诫罚、财产罚、行为罚/资格罚、自由罚。例如在功能主义视角下，过失侵权责任可以理解为事后版的命令—控制工具。在紧接着第2句中，《德国基本法》把国家引入进来并要求国家为之服务。[74] 第二，威慑补充机制的内部协调。

为此，侵权法需要做出如下规定：一是通过转介条款承认违反公法管制规范的事实与侵权责任判定中的违法性或过错要件之间的关联或对等关系。鉴于部门法协调与合作的实体性方案已在三位一体的法律结构中得以展示，接下来的重点是立法技术上的安排。

如果说紧密社会关系内部的私人风险具有内部性的话，超越紧密社会关系纽带所涌现的公共风险则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在符合这些严格条件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征收公民的财产，公民丧失财产权的同时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14事实上，我国整体税负已经处于较高水平，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这种背景之下，不应当再提高总体税负水平。从文义、制宪历史、保障内容等角度来考察《基本法》第14条, 都无法得出应当进行予以区分对待的结论。

由此看来，与开征房地产税相比，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似乎是同等有效、但对公民财产权干预较轻的手段。联邦宪法法院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了论证，一是基于历史传统，财产税应当是收益税，而不是对财产价值本身的征税，二是对个人财产设定的税收负担不得超过财产收益的一半。与私法财产权不同，公法财产权存在于公法关系之中，房地产税也涉及公法关系，那么，房地产税立法是否受到公法财产权的约束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房地产税和公法财产权都是由法律规定的，其规范依据具有相同位阶，房地产税立法与公法财产权立法相抵触时并不自然无效，而是适用《立法法》92条8规定的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后法优先于前法的规则解决法律冲突。14不过, 从财政部原部长肖捷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来看, 我国未来可能同时采取完善政府间财政关系和拓展地方税的方式, 来解决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

在比较法上，行政许可和社会保障权利构成具体的宪法财产权，已经得到肯定。11与此相应，房地产税是否符合适当性原则的要求，取决于房地产税能否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带来与土地出让金收入大致相当的财政收入。

这种保护机制遵守了财产权保护的逻辑, 即原则上不得干预, 而在有必要进行干预的情况下, 应当给予补偿。那么，在房地产税税额超过收益的情况下，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否处于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鉴于房地产收益不足以支付房地产税，公民不仅要将全部房地产收益让渡给国家，还需要动用其他可支配财产，以筹集不足部分的税款，这就意味着房地产本身价值的一部分也无偿转移给国家。

因此，虽然国家已经对公民取得财产、消费财产的行为设定了纳税义务，这并不排斥国家继续对持有财产的行为进行征税。参见徐宁、吴福象:《我国房地产税试点的绩效评价与政策优化研究》, 载《上海经济研究》2012年第4期, 第105-114页;畅军锋:《房地产税试点以来对房价影响之实证分析与探讨》, 载《经济体制改革》2013年第5期, 第153-157页;刘剑文:《论房地产税法的功能定位》, 载《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第228-229页。联邦宪法法院认为, 当时采用的应税价值计算方法使得不动产的应税价值被低估, 受到优待, 违反平等权条款的要求, 因此违宪。首先，立法者在私法领域规定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私法财产权。本文从宪法财产权的角度，对房地产税立法进行一些思考。陈征认为, 就财产税而言, 如果征税对象具有收益能力, 国家原则上只能针对财产经营成果进行征税。

首先，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并非是同等有效地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这两个目的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否符合适当性原则28和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存在一定的疑问，从而有可能因此违反比例原则。

21 联邦宪法法院还指出，财产税税负不得超过财产收益的一半，并对此提出了如下论证:本质上，对财产收益课税，就是在财产权人和国家之间分配财产收益。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 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译者简介：《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4期。在现代社会，公民享有的很多经济利益作为公法权利受到法律保护，这些公法财产权对个人生计的重要性，往往并不低于私法财产权。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公共产品具有高度非排他性，无法有效排除未付费者享受给付。肖捷主张, 一方面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合理划分省以下各级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防止上级政府随意向下级政府转移支出责任, 加重后者负担。1988年，国务院发布《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开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时规定个人住房用地享受免税待遇。公民每年交纳一次房地产税，长期下来，房地产税的征收就构成了对房地产的逐年部分没收。

例如，警察维持公共交通秩序所带来的安全、高效等便利，为所有交通参与人共同享有，事实上无法仅限于向付费者提供这一利益。凯撒·埃特纳认为, 美国政府的行为剥夺了其作为财产权人享有的排除他人干预的权利, 政府行为构成对其财产的征收, 必须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提供补偿。

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3月5日向全国人大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要稳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就目前沪渝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情况来看，房产税在两市的地方财政收入中不足1%，无法根本改善财政状况。

税负主要决定于税率，为了保证房地产税不构成对财产权的过度干预，立法者在设定税率时应当遵守一定限制。即便为这两个目的开征房地产税符合适当性原则和必要性原则，在审查其是否符合狭义比例原则的时候，基于前述原因，仍然将得出房地产税之征收数额不应超出预期收益的结论。

这些许可、执照无疑都具有经济价值，构成公法财产权、受到法律保护。因此，我国房地产税改革必须高度关注其中涉及的相关宪法问题。总而言之，作为法律层面的权利，私法和公法财产权都不构成房地产税立法应当遵守的界限。如果实际收益构成了税额上限，那么，在本可通过租赁等方式获得收益的情况下，房地产所有人可能会决定对其予以闲置，以避免承担纳税义务。

将纳税人持有的、能够产生收益的财产排除在财产税的课税客体范围之外, 而只将其收益纳入课税对象范围, 构成了对纳税人所持有财产的优待和对其他财产的歧视。综上所述，征收房地产税符合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其次，立法者不可能将宪法财产权完整全面地具体化为法律财产权，而是必然存在一些遗漏。如笔者在本文正文中所述, 在房地产具有收益能力、所有人却放弃进行经营行为而不获取收益的情况下, 恰恰证明其具有较强的税负承担能力 (不差钱) , 对其课税符合量能课税原则。

在该案中，宪法诉愿人承担的包括财产税在内的各种税收总额超过其财产收益的一半，这就提出了税负是否过重、以致于侵犯财产权的问题。薪酬所得、出售所得、租金所得等各种所得, 和产生收益的财产一样, 都是受宪法保护的财产, 应当一视同仁。